田银生：以对生活的尊重来保护传承历史文化

导读

7月14日-15日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。会议强调了建设创新、宜居、美丽、韧性、文明、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，并部署了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。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为深入学习贯彻本次会议精神，特别邀请专家学者撰写一系列笔谈文章，共同探讨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。

作者 | 田银生 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分会委员，华南理工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

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是城市建设的重大任务和历史责任，7月14日至15日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对此提出明确要求。近些年来，我国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，在建章立制、明确对象、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等各个方面都成绩斐然。随着城市建设进入存量更新时期，文脉赓续的任务更加繁重，所遇到的问题也更为复杂。为此，要寻求更为全面和科学的路径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。这次会议还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，强调要激活城市内在动力，追求内涵式发展。这不仅是城市建设的总方针，也指出了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的一条道路，即把尊重人民的基本生活和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有机地统一起来。

生活是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根基。城市首先是人居环境，只有满足人民基本的生活要求，才能谈到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。这个道理并不复杂，大量优秀的实践已经给予了证明。比如我国有很多历史街区，由于时代变迁，不同程度地存在狭小拥挤、品质不高等问题，居民常常做出一些房屋改造活动。一些地方能从生活的高度理解这些活动，善加对待，很好地平衡了历史保护和居民生活的实际需要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相反，也有地方没有认识到这些活动对居民的意义，要么放任不管，要么严加禁止，结果都出了问题。前者的危害显而易见，使得乱象丛生而损害历史文化。后者看似保护，实则限制了必要的发展，割裂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，变成僵化的保护，出现了很多事与愿违的保护性衰败。正反例子都说明，无视生活的需求必然损害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基本功能。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，历史文化也因此失去了载体而不复存在。在现实中还可以看到，凡是把历史街区、村镇的居民迁出，把生活场所变异为商业牟利工具的，大都以失败而告终。

生活是历史文化创新发展的土壤。对于历史文化，不仅要保护传承还要创新发展。没有生活的土壤，文化都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。文化的创新发展并非刻意而为，而是生活的凝练和升华，我国灿烂的文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。比如，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文化、艺术十分繁荣的一个时期，我们不能否认文化名人对此的贡献，但更应该看到民众生活的基础作用。当时，商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，城市开始趋向近代化，平民性质得到了极大增强，开放性的商业街市全天候支持公共活动，用来满足百姓的各种日常需求。城市充满了烟火气，不仅使市民文化勃兴，还造就了高雅文化的土壤，养成了很多重要的文化成就。

宋词是一个典型例子。词原本是用于表演的唱词，产生于唐朝中期，风行于五代，入宋后却长期沉寂，到真、仁年间才又骤然转盛。这种转变源自百姓的娱乐需求。在当时的街市上，除了一般商店外，还有“瓦子”一类的演出场所，有说唱、杂技、音乐、舞蹈等各种演出，其中“小唱” 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，为此产生了对词的旺盛需求。词人柳永很受欢迎，他的词很符合大众口味，极受欢迎，有力地促进了词在北宋的重新兴起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文人们逐渐改变了对词的偏见，以新的态度和内容进行创作，终于把宋词发展成为我国文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。除了宋词之外，我国的小说、戏剧、曲艺、绘画等等，都在宋朝得到极大发展，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壮大起来的。

生活本身也是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。人类社会曲折向前，各种宏大事件是发展的高潮，使得历史文化精彩纷呈。但在所有辉煌的背后都有平凡的生活作为支撑，它们以多元复杂的作用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，共同书写了历史文化的篇章。比如，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城市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刻，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。但在初期，却无视工人阶级的生活，对他们的住房漠不关心，使其居住条件极其恶劣，恩格斯对此曾有详细的描述和批判。然而，低劣的工人住房急速加剧了城市环境的恶化，使得瘟疫反复流行，把城市和社会都推到了危险的边缘。认识到这一点后，整个社会都行动起来，围绕工人住房进行城市革新，从乌托邦到田园城市的各种探索，住房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。直到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，更是把居住、工作、交通、游憩并列为城市的四大功能。但不难发现，这四大功能都是普普通通的生活需求。所以，整个一部近现代城市史，除了生产力进步外，对生活的关注始终是一条平行的主线，与今天的“以人为本”并无二致。

对生活的尊重能更加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路径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一般分为“自上而下”“自下而上”两条，前者是以政府为主体开展工作，后者则是让居民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进来。两条路径各有优点，前者的工作效率高，后者有利于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的建立，两者的结合是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的理想模式。当前，“自上而下”的工作做得较好，但“自下而上”亟需加强。为此要把居民生活与历史保护很好地协调起来，让他们从中获益而不是受损，只有这样才能从内心深处激发出他们参与的热情，使我们的工作更加有效。